我佩服天主教因為…
Tamer Nashef
天主教人仕都認為宇宙的存在是理性和有宗旨的，而人是有理智的受造物，能洞悉大自然的操作，正因如此，便鼓勵了中世紀的歐洲人，在科學上來個大改革。
更值一提的是宇宙機械式的運作，似乎沒有餘地讓奇跡發生，可是，有些偏激的想法卻覺得天主教充斥着迷信和神話、完全脫離現實。有天主教哲學家認為奇跡並沒有規範或會經常發生，也和固定自然規律脫節。在有規律和秩序的情況下，奇跡確實會發生的。就以巴斯的阿德拉特為例，他說：「我們必須傾聽有極限的人類知識，否則不應去求助天主」(87)。有關翻譯聖言，聖維克托的安德魯爭辯說：「當要陳述的聖言，再找不到自然的解釋時，那時我們才可向奇跡求援」(Huff,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in the Three Religions of the Book” 189)。
(3) 追求知識、真理，應抱着懷疑、理性、不受任何阻礙或束縛的態度：聖維克托的休格 (Hugh of Saint Victor )鼓勵他的學生一定要「盡量吸取知識」，因為「日後你便明白，一切也非多此一舉」(Watson 330)。有報導他也曾說過：「我們應孜孜不倦，虛心吸取知識，誰懂得這樣做，誰便會比任何人聰明；誰懂得向四方攝取知識，他最終便是最富有的」(教宗本篤十六世220)。來自普提耶，曾是巴黎大學校長的彼德說過：「儘管有些事是必然的，但我們仍有責任在信德這方面，用懷疑的態度去尋找、去討論」(Watson 367)。偉大的邏輯學家彼得阿貝拉爾指出「真相」是基於懷疑：「我們用懷疑態度去尋找，這樣做，我們便能領悟真相」(366)。曾任夏爾特主教的梳士巴利郡的約翰覺得理性就是理解和知識的基點：【推理】把感官的經驗轉化為可明白的概念；而通過智性(intellectus)，令我們認識到受造界的原因－天主，而從事瞭解受造界的秩序，最終達成正確的知識 … 即智慧(367)。
(4) 把啟示的真相和理性的真相互相融合，因真相和信德皆出自同一來源 … 天主。
(5) 利用實驗和觀察，作為探索物理世界的基礎：哲學家如羅吉爾·培根、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和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被認為是西方科學的先鋒或先導。這三位也是科學家、亦是教會的司鐸，同作實驗為基礎的研究，共同認為數據比理論來得重要。培根更重申：「什麼論據，在沒有証實的經驗下，最強而有力的論據也不能證明什麼」(Woods 94)。他補充說：「沒實驗，什麼也不能清晰明瞭。任何論據只能在理論上作證明，並不能消除一切疑慮，只有通過實驗去証實，才能叫人信之為真相、信得安心」(94)。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也對他的言論作了以下回應：「自然哲學或科學，並不是叫人偏聽偏信，而應採取兼聽則明的態度，更應探討來自大自然的各種原因」(95)。以科學而言，「只有經驗才能提供確實性」(Watson 369)。
為求知性的準確，我想再次說明先前提及的三位科學家／神學家，也深受中世紀的伊斯蘭傳統科學實驗和觀察所感染。Huff 指出「伊斯蘭的科學世界最精於實驗理念…例如光學、天文學、醫學」(218)。Ibn al-Haytham和他的繼承者Kamal al-Din al-Farisi同在光學上做了不少實驗；阿維森納的醫學百科全書，簡直風靡歐洲醫學界數世紀，更定下測試藥物的規條。至於Al-Razi 更拒絕認同未經實驗和觀察証實的言論(216-18)。
天主教和穆斯林科學家，在實驗的方式上，和主要提倡理論、思考和抽象方式的古希臘和希臘文化的科學家們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希臘科學家們基本上是採取包羅萬有、單一理論的方式，任何質疑他們理論的也會被忽略或最終被迫順應。以一醫學理論為例，這「困擾了二千年有多的理論」(Kriwaczek 199)聲稱：人生病是由於四個人體體液失調，那便是血液、黑膽汁、黃膽汁和痰。另一個例：亞理斯多德堅持如果兩個物體，一個是另一個的兩倍重量，一起從同一高度下降，比較重的將以兩倍快速下降。只需一個小小的實驗便能推翻他的觀點，可是幾百年來，他的言論從未被挑戰過。亞理斯多德研究生物時會搜集很多實驗資料，他「堅信自然哲學可純粹基於理性，而不用嚴格實證或調查」(Woods 81)。柏拉圖採取的態度比亞理斯多德還要理論化和抽象化。「如果我們要真正洞悉天文學，我們應用處理幾何的方法，把天空的一切忘掉」(Freeman xvii)。這個意念是得柏拉圖的理型論影響，意思是：感官並不能導致現實，只能引出意見；我們肉眼看到的理想形式，是只能在冥想或反思中找到的影像或圖像，並不能作真實觀察。
亞理斯多德也把技術和科學知識這兩種知識清楚作了分析：技術( techne)是經常出現的自然形態或來自經驗的知識，例如每天太陽的升起、雲帶來雨等等。至於科學知識(episteme)，他定義為從理性得來的知識，或用「為甚麼」、「如何」這些問題得來的結論：雲如何會帶來雨、為甚麼太陽每天也會升起等等。在當時希臘羅馬世界，學者追求科學知識比技術多(Osborne 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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